不论是代表委员们的名牌加身,还是分组讨论中的激烈争辩,奢侈品无疑是今年两会上的关键词。
3月7日上午,在全国两会会场上,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再提奢侈品降税,由头是去年全国两会时他提交的一份呼吁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的提案。这份提案中,有他出资200多万元聘请尼尔森公司做的境外奢侈品消费调查数据,而财政部随后的回复却让他觉得被“糊弄”了。
财政部回复的确切意思是关税对于奢侈品价格的“贡献”一般只是2%,而非关税税率本身只有2%。王健林开始质疑,既然奢侈品关税只占2%,那为什么消费者从海外购买商品,被海关发现后要征收20%的税?
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仅2012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月内,中国游客在海外消费奢侈品就达到了72亿美元,这一时期内,国人在海外消费支出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这一数据使得奢侈品关税再次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点。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奢侈品主要征收的进口商品消费税30%,增值税17%,关税4.4%至60%不等,奢侈品入关综合税率至少在50%以上。
代表委员呼吁
除了王健林以外,多位代表委员也都提出希望降低奢侈品关税,将流失的大量海外消费变成内需。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天津市委会主委欧成中认为,适度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关税,把富裕人群的境外消费引回国内,拉动国内零售商业繁荣,国家财政可能会失之东隅,却能收之桑榆。
欧成中在发言中提到,据我国2011年新修订的进境物品关税税率表规定:进口高档服装关税一般达到130%、皮鞋一般达到100%、箱包一般达到100%、化妆品一般达到50%,况且在国外购物还能享受当地退税,二者相比,消费者必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也认为,应该进口高档化妆品、箱包、首饰和手表,大力度降低关税,以达到刺激内需的效果。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经济学家张兆安、全国人大代表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董事长刘芝旭等代表均表示赞同。“事实上,高税收并不能真正抑制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也很难起到向富人征税、调节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这样的作用。”刘芝旭说,随着我国高收入高消费的群体正在形成,而且不断扩大,对奢侈品的需求已经是刚性。高税收只能导致消费外流,不能抑制国内的消费,而且还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减少就业和税收。
部委博弈
关于奢侈品下调关税的呼声由来已久,从有关方面的表态来看,这一政策仍在相关部委之间协调。
商务部认为,与其让国内的富人跑到国外去买奢侈品,拉动人家的“内需”,不如把这些富人的消费留在国内,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财政部则认为,降低奢侈品关税会冲击国内企业,影响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加剧收入分配不公。迄今为止,财政部和商务部仍然各执己见。
不过,在商务部、财政部围绕是否降低奢侈品关税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交战之后,财政部做了微小的让步:今年1月1日起,财政部对包括护肤品、婴幼儿奶粉等在内的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可以被划归为奢侈品的进口护肤品关税从6.5%下调到了5%。
仅仅1.5%的关税降幅并未给这些护肤品带来一股新的降价热潮,反而在岁末年初轮番上演涨价潮,包括SK-II在内的多个知名护肤品牌先后涨价,提价幅度最高超过10%。
降税不等于降价?
关税下降了,护肤品却涨价了,这一现象让很多人认为关税下调奢侈品价格仍会居高不下。
“就算把税率降到零,奢侈品的价格还会是那么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在上海代表团发言时语惊四座,他认为,奢侈品的品牌商有意给国内消费者一个全球最高的定价,实际上,关税只占到奢侈品售价的3%-4%。
孙毅彪说,国际上的奢侈品一般都会有多种价格,针对不同的国别和市场,分别有纽约价、法国价、日本价等等。而对中国,那些国际奢侈品品牌商定价是最高的。
孙毅彪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记者调查发现,在被称为“免税天堂”的香港,很多奢侈品的标价往往和内地相差不多,只是货币不同。例如香奈儿的Classic Flap系列中号皮包,香港的定价35900元港币,内地的定价34500元人民币;而Fendi的PEQUIN条纹单肩包,香港与内地定价几乎一致。这似乎印证了奢侈品厂商的定价“潜规则”,就算降税甚至免税,依然不会影响他们的定价。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香港购物呢?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汇率的差别。
去过香港购物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刚刚过季的产品就已经在通过OUTLET(折扣店)打折处理,包括GUCCI、Prada等品牌都会出现大折扣甩卖的情况,所以到香港可以“捡”到白菜价的奢侈品。
正是因为税收上的差别,才使得香港奢侈品有了更多的降价空间。相比之下,由于税负比较重,在内地几乎很少见到奢侈品打折出售的情况。由此可见,下调关税对于奢侈品的价格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测算,如果中国进口关税下调,至少将引起70%境外消费回流,对扩大内需意义重大。(本报见习记者 福蒙蒙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