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周先生是在展前会议中，我们正襟危 坐、屏息凝神连接到在洛杉矶某条街道上行走的他，等 待“嘟……嘟……嘟”后虚弱的“交代”，不料一声中 气十足的“Hi”打破了沉寂，之后的半小时内，他声音 饱满，语速极快，用的是周氏演讲体（而后我发现他与 人交谈时常常能用“演讲体”），会议结束时他说“我 对此次展览太兴奋了，太期待了！”
第二次听到周先生时我汇报了一大串的工作并 等待他批复，而他只是用不大流利的中文吐出几个字 “我信任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交给你”，期间他还向 助理请教这么说是否语义清晰。于是，我开始破除对 “大人物”的迷信——一定是脾气差又目中无人的，而 建立起另外一种迷信——是儒雅、谦逊、不知疲倦以 及对于所有负能量的漠不关心。
从洛杉矶到北京，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我 在他的日程表上给他留足了6 个小时休息，他却彻底颠 覆了“年轻人对老人的预期”，放下行李带着饱满精神 就来到了UCCA，他拒绝官僚的“握手仪式”，而是一 拳拳打向我们，用“Hey哥们儿”的方式给所有的工作 人员问好。随后的几天，他展示了一个生理健康书上的 “保持心脏的平稳”的不一样的老年形象，并砸了养生 杂谈里“中医告诉你，忌辛辣以及大怒”的鸡汤招牌。
“您需要休息一下吗？”当我问出这句话时，多半是 我已经体力不支。“不休息，next ！”“下面没有采访了 吗？”，“我们可以把采访再提前半个小时”，“没关系， 喝杯水可以再继续”，我从来没有安排过这么多的采 访和拍摄，对他好奇的人络绎不绝地拜访，每一次他都 能用“刚拆封的自己”对待。
我没有见过周信芳先生，却能通过将录影中的周信芳先生和现实中的周先生之对比而确信二人的血脉 关系。周信芳先生的派别在京剧里最难，说话前要抬起那几斤的胡子，声音要穿过那层层“黑瀑布”，但这 不容易的怒吼却是最能使听者耳道颤动的。
周先生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
展前 10 天，他是个“难对付”的领导
周先生这个年过 7 旬的老人不止一次称自己“有 点儿幼稚”，他“顽”——说自己刚接受了整容手术，所 以才看起来如此年轻，但却“不童”——对待一切与 艺术相关的事他其实很凶。
“这个地方不行”，清早他指着一个展柜说。 “这个展架里面的照片需要晚上用布面遮起来防
止氧化，国外的美术馆都这么做，照片暴露在灯光之下 很容易损坏”，快到正午的时候办公室员工陆续在打 卡机面前围堵，等我刚吞下五个肉包子走入公司大门 时，周先生已经和夜班同事工作了一上午。他不是个难 以亲近的人，闲余之时笑话讲得很好，只是工作的时 候他多半是不笑的，总是皱着眉头打量周遭找出下一个 “不对”，布展期间你很容易找到他，不是在和别人谈 艺术就是在展厅里反复徘徊，他的满格“工作狂状态” 从不需要咖啡因来填满。
周先生要求之严格让我想起了我外公那一辈在国 内土生土长的老人，认真、执拗、爱国，谈起祖国和自己 心爱之事的时候脸要涨得通红。与他的父亲周信芳一 样，周先生也是个“过了虎度门就绘声绘色”的人，虎 度门是京剧的“出世”和“入世”的入口，周先生的虎 度门是“艺术”，踏过关口，就要时刻保持严肃专业。 当记者采访他，他要求他们熟读背景材料不问敷衍的 问题，讲起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他要敲桌子， 要站起来，要面红耳赤，他的两撇胡子和两行眉在他讲 到艺术和讲国家时如同遭遇狂风大浪，晃动得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