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总是少一件衣服，因为她总是缺少一种在特定环境下最贴切的表达。手表和衣服是一样的。”手表对于杨澜,是一天心情的象征。这完全不同于男性世界里对于手表的认识。杨澜认为自己是一块表都不多的女人,但都够用。经典款,运动款以及华贵的晚宴正装表,都有。由于工作原因,杨澜需要应付的场景和接触的对象千变万化。到乡村访问时，朴素至上,不能有让采访对象产生距离感的东西。参加时尚界的酒会或者活动时,朴实严肃的装扮会显得土气死板,甚至被误认为是轻视和随便。参加财经界方面的主持和采访，太过花哨，会让人觉得华而不实。与场合不协调的手表风格,会导致人在视觉和心理上的不舒适甚至抵触,破坏整体情境的和谐,因此面对不同的人和环境就需要作最贴切的选择。
杨澜对于手表,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手表对于我,一种是实用的功能，我希望它是一块走得准的手表；二是工艺精湛，我喜欢一切注重细节的东西，不一定花哨，但是细节要很完美。”对于奢侈品的理解,杨澜没有将奢侈品与价格标签划等号。她认为奢侈的最高境界是舒服，如果不舒服，受到约束，那它就不是一个适合你的奢侈品。“我过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先生会送我手表。而且因为意义不同,我很喜欢,会一直戴着。”对手表的内涵,品质,细节,感情四个方面的要求,也正是杨澜性格魅力的折射。
榜样给我力量
杨澜办公室上挂着一幅作于1982年的、巴金先生的半身油画肖像。色彩阴郁沉重。“我崇敬巴老，崇敬他在经历过沧桑后,他所坚持不做的事情。”杨澜解释说，“一个人一辈子的三件事可以让别人了解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是看你做了些什么，一个是看你从来不做什么，第三个是你一直想做什么。”同样,了解一块手表也有三方面，不仅要看它完美的外观设计,还要拥有卓越的品质,以及传达给人的精神理念。
在自己的博客上,杨澜有这样一句话”给予女人力量最好的方式：是让一位有力量的女人站在她们面前。”杨澜今天的辉煌,不乏有很多给予她榜样力量的女性。其中外祖母给她的影响很大。一个与封建家庭分庭抗礼,拒绝裹小脚的女人。能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解放自己的双脚,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谈到母亲这一代，杨澜说到“
从置办一针一线，到井然有序地经营家庭。我觉得她们那代女性很有力量。”对于同时代的女性,我们的世界远远要更加广阔，所以我们心高，生活也就更加地忙碌和有压力。
当聊到如何将母亲、主持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众多角色同时演绎得如此精彩时，杨澜说到，“因为我很用心，我也很努力。我的生活是在永远失衡和暂时的平衡中不断调整的。”对杨澜来说，生活永远都会有失衡，平衡只是暂时的。调整生活,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在不同时期,生活有不同的重心。关键是要投入到当时的角色中。你是否用心，别人都会看到。
善从心生 做慈善使我快乐和美丽
近些年，杨澜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老一辈人可能觉得你是在可怜别人，但我觉得慈善本身是人从心而生的一种需要”。在一次与关牧村的谈话中，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说到“善从心生”,让杨澜颇有感触。“我不觉得人需要事业进展到什么程度才开始做慈善工作，有句话说：善就是对善本身的回报。”的确，一个心怀慈悲，济贫行善的人，会对自己满意,乐在其中,人也会随之变得更美丽。
最近,阳光文化基金会出资,积极促成哈佛大学和北大共同做成一个中国慈善高层管理的培训班，杨澜也帮助上海特奥会做大型筹款晚宴。在给政协写慈善提案，为慈善机构代言，在帮助他们酬款和宣传的过程中,她得知，中国的善款，75%都是由境外的企业和人士捐助，而我们自己帮助自己的只有30%不到。而在美国，虽然有巴菲特，虽然有比尔·盖茨，但每年美国善款的一半以上都是普通百姓几个美元、几十个美元积累起来的。
杨澜没有把做慈善简单归结为当人对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始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回馈社会。她说，“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把做一点公益的事情当做是一种生活方式。成立一个基金会当然要有实力才可以做到。但只要能够进入小康的水准，为社会作一点贡献，真的不在于多少。”在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杨澜体会到做善事本身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