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拍卖 再造上流社会
陈东升不止一次向记者们描述这个场面:“昨天,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梵高的《向日葵[20.24-3.39%股吧 研报]》创了天价,最终价格4356万英镑,听说买家来自于日本,是一位神秘客人。画面上是一个50岁开外指点江山的拍卖师,下面坐着的都是雍容华贵的有钱人。”这是80年代他最喜欢看的《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国际新闻里的一则,他想,那就是西方的上流社会,落槌的一瞬间,拍卖会的气氛格外动人。
所以,从一开始,陈东升做嘉德的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上流社会聚集在自己的拍卖会上。
“毛泽东时代,干部25级工资,最高一级是宋庆龄拿,450块钱,毛泽东是二级工资,420块,最低的25级是34块钱,最大的差别15倍都不到。工人8级,最高80多块,我当过学徒工,18块5毛,转正后20块,农民记工分,解放军拿津贴。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是最大的行为艺术。其实那时候国家就像一个大工厂,都劳动,财富都是国家的。没有人为了追求个人财富而努力。”
陈东升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上层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为了聚集中国的新贵们成立的嘉德拍卖,“应该说是一个奢侈品品牌,顶尖的拍卖行才是整个奢侈品行业皇冠上的明珠。LV算什么,这些穿的、戴的只不过是个身份,太肤浅,艺术品才是最高等级。这些收藏家应该是有学识、有鉴赏能力、有财力、有家族传统的,这才是顶尖艺术品、奢侈品传承的脉络。在创办之初我就想,嘉德未来应该是大企业家、将军、政治家的聚集地,衣冠楚楚,仪态万千。”陈东升直言:“嘉德拍卖服务于上流社会,而我现在所做的泰康保险,则服务于大众,我要做的就是把保险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
参加过拍卖会的人都知道,那与陈董描绘的由雍容华贵的老先生老太太为主体构成的优雅场面相去甚远:每一次加价都引来高声喝彩,甚至能听得见紧张的空气中金币在丁零作响,看见投资者拿着满满当当的钱袋子挤进门来,而会后时常有拖欠不付款的丑闻,难见到陈董希望的“衣冠楚楚、仪态万千”,他甚至直斥某些参加拍卖会的人是“痞子”。
“拖欠其实是一种投机行为,我理解他就是在做期货,这个想法是我的‘发明’。买下来不付钱,等一阵再拿出去拍,或者有人没拍到,跟买主商量双倍价钱买下来。除了拖欠,你说的现在的情况,只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毕竟是最近十年里发生的事,我们再等等。至于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我是不看好的,那些艺术基金、文交所,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了那么多年,我相信他们中早有赌徒做过尝试,并没有成功的先例。艺术品不比房产,房地产涨的时候,鬼去买都会挣钱。艺术品不能标准化,非常个人,现在是盛世,很多人有钱来投资,是因为它一直在涨——就和房子一样,买来卖去的,心理很急躁。到有一天世道不好了,它涨得慢了,卖不掉了,就留在手里研究吧,天天看,天天品,不就成了藏家了。我们要多给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