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涯。生活中已没有了掌声，没有了喝彩，没有荧光灯。18岁的我，面前只有看不完的脸色，洗不完的便器，背不完的日语单词。随着日语水平的增高，我换了不少工作，但生活总是上学，打工，回家，三点一线。我尽量缩短睡眠时间来多背几个单词，多打几个小时工，几次差点昏倒在电车上，只有自己握紧拉环硬撑着才没有倒下。咬牙苦拚赢得了回报，我终于在1991年10月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有资格考大学了。
由于过度劳累在临考大学前我还是病倒了。血管瘤让我两次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麻醉药药性过后，我痛得死去活来。在四面漆黑一片的病床上我哭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拥抱我的只是透过窗帘射过来的温柔月光。一动也不能动，替我擦去泪水的只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信念。
由于我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只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筹集120万日圆的入学费用，刚出院的我又开始了打工。端盘子时，托盘的重量曾经让我的伤口两次撕裂，血水、脓水和纱布黏连在一起，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味道。筹措不到昂贵的120万，我只有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擦去头上的冷汗，我又得笑面迎人，手中盘子却重似千斤。姐姐心疼得落泪，却也无能为力。
不知是不是我的这番苦拼感动了上苍，上大学不久，机会终于来了。NHK（日本广播协会）中国语讲座在招收新人，北京老乡修建说要带我去面试。当时我根本没有打算能进入日本的艺能圈，只是想在电视台打工，每小时的收入可能会高一点儿。我再一次穿上了当年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前去面试。很幸运一试即中。可是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时，不仅潸然泪下，积压在心中三年，不去想，不敢想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摄像机，闪光灯，麦克风一切似乎那么熟悉，又似乎那么陌生，我试着站在主持台前，心中那把熄灭了三年的火又燃烧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喜欢这个职业！
三年之后，经纪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打好了基础，应该向“民放”电视台进军了。“民放”就是日本民间放送电视台，而NHK如同中央电视台一样，节目的知识性强，台风较为严谨。其资金来源是由国家预算拨款和观众听众交纳的视听费。“民放”则不同。它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计的。所以收视率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进了民放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嫩”了！这里才是真正的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
与中国的文艺界相比，日本艺能圈更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每个“大腕”在节目中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很讲排场。在这个礼数要求极严的圈子里，我又一次以“外国人”这一独特的身份胡打莽撞地闯了过来。日本电视台的《亚洲观》 ，富士电视台的《Hey!Hey!Hey!》 ，东京电视台的《音乐大拍卖》等等，我主持过各色各样的节目，也见了五湖四海的人。人们开始庆贺我是在多家日本电视台有固定节目的唯一的中国籍主持人。
从此我安下心来努力工作，搭档山本晋也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他以为我在去过第一次采访之后就会逃掉，没想到我坚持了下来，我的存在对他触动很大。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如“道德观”“贞洁观”等等，很多是现在的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忘记的事情，经我不加修饰的指出反倒引起了他们的反思。这时我就会深深感谢在国内父母和老师留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同时也督促我在这复杂纷乱的领域中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做人做事都问心无愧。
同时我还利用在多家电视台工作的实际经验，赶写硕士毕业论文。仿佛又回到了在日语学校的时期，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除了出外景，就是坐在电脑前写论文。终于在1998年1月完成了题为《21世纪的亚洲媒体市场战略》的论文。这篇硕士论文主要是以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为中心，阐述了传媒和通讯的融合所带来的多频道化和双方向化。同时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传播媒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闻学和市场学之间的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