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欣赏清雍正乾隆时期的盖罐和茱萸纹盆。大英博物馆藏。
当我们这一辈人头一次听说世上有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仅仅过了二三十年，中国的年轻网友们就会用轻松的口吻并无恶意地标签不列颠民族的性格为“蠢萌”。在新世纪的中国眼里，英国居然是个可爱的、有点天真有点傻的“萌物”。
《瓷之韵》展览从一个侧面——瓷器——曝光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英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曝光了在整个世界的动态时空中英国如何最终得以抵达中华文明圈。观众很容易为展厅里温润如玉的明代龙泉青瓷大盘、粉嫩风骚的乾隆粉彩瓶打动，但要真正读懂这个展览，却需要一点史实方面的知识，历史初级读物里读不到的知识——但其实却是商业史、贸易史、科技史换言之文明史的常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上，瓷器制造长期是中国独家技术专享的行业，世界其他地方都无法掌握同样的制瓷技能，只能用烧陶工艺来模仿中国瓷品。欧洲直到18世纪才烧出近似中国瓷器的所谓“软质瓷”，说实话所谓“软质瓷”是个自欺欺人的概念，不打自招地表明其远低于中国瓷的基本技术指标。因此，瓷器便长期都是一种“奢侈品”，从唐代开始，对于世界各地富人来说，一只优质的中国瓷盘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保时捷跑车。所以，不妨把景德镇理解成一个长达五六个世纪的“保时捷生产基地”。
有趣的是，《瓷之韵》以宋、辽佳品为起点，也许那之前的辉煌对于不列颠来说太遥远，太不可企及。不过，这个展览仍然非常成功的介绍了中国瓷器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在大众普及的程度中显露出英国学术之于瓷器研究的高水准，引导我们中国人学会把自家东西置诸全球景观中加以领悟。展出的元青花鱼藻纹大盘、明龙泉窑青瓷大盘特别让人感慨，自宋代直到明代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制瓷的刺激意义，是我们最近刚刚开始回想起来的史实。实际上，把青花瓷认作中国的“民族特色”基本是一种误解，若不是伊斯兰世界对于白底蓝花的瓷器有种超常的喜欢，很难说这一瓷种是否会在元代蓬勃发展起来。另外，伊斯兰世界喜欢体积庞大的瓷器，如此需求无疑催动景德镇工匠努力改进烧制技术，从而满足遥远但却富足且稳定的西亚市场的品位。
